百科名片
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所以，为了表示贬义，特在左字上添加了引号，即“左”倾，以区别于真正的左倾。“左”倾思想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目录
内容
特点
左倾右倾的区别
编辑本段内容
“左”倾思想或者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
打倒一切。这种“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在社会主义时期，1957～1976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编辑本段特点
现在人们习惯用“左”或“右”来区分政治上派别或者政党。这种习惯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当时在法国，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是特权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他们不纳税， 路易十六
享有高官厚禄。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创造财富，但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经济上受盘剥，要纳税。1789年5月，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召开了三个等级代表参加的会议。国王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第三等级则希望限制王权，实行改革。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绝大多数支持国王的意见，坐在国王的右边；第三等级的代表反对国王的意见，坐在国王的左边。从那以后，国民会议召开时，主张民主、自由的激进派坐在左边，保皇派、保守派坐在右边，无形中形成左右两派。19世纪，欧洲国家的议会也以议长坐椅为界，分左右两派就坐。这样，政治上激进或革命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左派”或“左翼”；政治上保守或反动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右派”或“右翼”。现代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党或团体，由于历史原因，有自称或被称为左派或右派的。19世纪法国政治舞台上还出现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机应变的政党或政客，被称为“机会主义”。后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潮、路线。其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称“左”倾机会主义，其特点是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采取盲动主义以及关门主义等；另一种称右倾机会主义，其特点是为了眼前暂时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企图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应资产阶级政党的私利。这两种表现形式，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左”倾机会主义（有时也简称“左”的），从实质上说，是形“左”而实右的。实事求是地说历史上“左派”曾经是起过进步作用的，而“左”倾机会主义却一点进步作用也没有。所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左”倾机会主义，都在“左”字上加引号，就是告诉人们，它是形“左”而右的。形“左”，就含有激进、冒进、盲动的意义。至于“右”，不会引发歧义，所以没有必要加“引号”。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在国际上，一切进步的、革命的、代表了社会广大中下层群众利益的个人、组织、团体、思想等，被称为左；一切保守的、孤立的、代表了大资产阶级和大金融家利益的，或者不惜损害其他民族利益以求本民族发展的个人、组织、团体、思想等，被称为右。 30年代的中共及其革命力量明显处于劣势，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相比悬殊很大，硬碰硬不是等于鸡蛋和石头碰吗？可当时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李德，不顾这种实际，面对国民党百万军队的围剿，硬要人数、装备等明显不如对方的红军“御底于国门之外”、全面出击，硬打硬拼，红军付出沉重的代价后，不得不放千辛万苦建立的根据地，走上了万里长征之路。所以，王明的“左”倾路线是不顾实际情况，不研究斗争策略和技巧，盲目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逞一时之勇，实是“不可为而为之”。其特点是冒险、激进、不能审时度事，灵活机动，巧遇应变。 解放后的反右派扩大化和“反右倾”及文革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表现。1958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已消灭了剥削阶级，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怎么会一下子冒出那多的资产阶级呢？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因此在全国如此大规模的“整人”实是“不该为而为之”。此错误的特点是严重违背客观现实，行为过火过激，造成危害。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生产建设方面过激过火、违反客观规律的行为，也是属于“不可为而为之”的“左”倾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派曾一度以革命的姿态出现，给人以右是落后，左是进步的错觉，但实际上中共的左倾危害最大、时间也最长，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把“左”倾加一个双引号，以此说明“左”并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更应提防“左”倾错误。中共就是在不断纠正错误中发展、成熟的。
编辑本段左倾右倾的区别
左：政治上属于革命地、进步地，如左派、左翼；右：政治上属于保守地、反动地，如右派、右翼。用左、右来区分政治派别，好象是始于英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表决一项议题时，不同观点地人分坐左右，坐在左边地持激进地、革命地态度，而右边地则持反对地态度。后来，约定俗成，左右成了表示区分政治立场、观点、态度地概念。但是，“左倾”有时是褒义地，表示思想上有革命地倾向；有时是贬义地，表示思想太左，脱离实际，如“左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有时左要加引号即“左”呢？如“‘左’地错误”，就是这个意思，看起来很激进、很革命，但是，用这种“左”地思想指导实践，不但达不到预期目地，甚至会造成严重损失。如王明地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建国后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也是“左”地错误。 左倾是激进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右倾是保守主义、投降主义、机会主义最初出现时的表现是左倾。机会主义包括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又是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又是右倾投降主义。 所谓左派右派之分是个历史的产物，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诞生的名词，又被马克思主义做了进一步的引申，所以要讲清左派右派这个问题，还和你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有关。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无产阶级的立场，所谓左派就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群，而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所以在今天左派就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群。有一个经常和左派右派混淆的问题就是左倾和右倾的区分。同样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因为对现实的认识不一致，因此就产生了对采取何种措施的分歧，认识落后于实际情况的，我们叫做右倾，认识超前于实际情况的，我们叫做左倾。一方面，无论左倾右倾，都属于左派，属于认识上产生了偏差；另一方面，无论左倾右倾，都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危害，因此就需要即防左又防右。对认识上有偏差的左倾或右倾派，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思想上给以帮助，促使他们转变。所谓防，只是说要防止在策略上出现左或右倾，不是说象防贼一样的防人，甚至是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主张资本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就是右派。由于右派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历史向社会主义前进，所以右派是代表着逆历史前进方向的势力。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要万万年的，因此他们并不承认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是什么左派，在他们那里，左派恐怕是要被称作空想派、乌托邦的。但右派在如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也还存在路线之争，主要地区分为改革派与维持派（也称保守派）。改革派就是要割除一些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一些改良，这就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学习和靠拢，其政策主张也就必然更多地反映了中、下阶层的利益，由此，一般也称其为左翼或左派。而维持派（或保守派）则更多地要求维护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因此其主张就必然更多地代表上层阶级的利益，一般称其为右翼或右派。不过也常常不用左右派的称呼来表示，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属左翼，但通常称之为自由派，而美国的右翼共和党则被称为保守派。 与左倾和右倾的概念相对，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又有保守、稳健和激进的区别。比如激进的右翼极力反对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对已进行的改革拼命反对并主张撤消之，一般称为极端保守派，而激进的左翼就主张实行大胆的、迅速的改革，这大概是叫极端自由派吧。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两派的主张变得模糊起来，都在向中间靠拢，也就是保守的保守派和保守的改革派在互相靠拢。 共和党
其实左派也有保守、稳健和激进的区别，但这通常和右倾、左倾混在一起，不容易区分。 用“左”或“右”来区别派别的习惯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当时的国民公会里山岳派在左，吉伦特派在右。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 哲学上讲：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理论就是正确地认识，如果执行地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时地实际，就是正确地；如果超越了当时地客观实际，做了条件不成熟地事情就是左倾盲动（冒险）主义；如果落后于当时地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某种事，一般叫右倾保守（投降）主义。 在战争年代，党内"左倾"容易走向关门主义，"右倾"容易导致投降主义，因此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左倾"（反"左左为右"）地冒进性。在和平时期，党内"左倾"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右倾"容易导致妥协主义，因此还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右倾"（反"左右为中"）地保守性。其实，"左"与"右"地区别由来已久。在两千多年前地春秋时代，中国伟大地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 左与右完全就是西方话语体系地词汇,在20世纪初随着马列理论传入中国而开始被中国知识分子所使用。简单地说，左就是要革命，主张平等，维护下层民众地利益，右就是保守，主张自由，维护精英集团地利益。但是，左与右地划分带有强烈地意识形态色彩，政治上评价左与右和学术研究一定要严格区别。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地左右划分标准以对共产党地态度来划线，亲共地是左派，反共地是右派，共产党左右以对国民党地态度划线，主张夺取革命领导权地是左派，比如张国焘，主张拥护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地是右，比如陈独秀（一般如此，但现在披露出来地资料证明陈独秀地右倾受了共产国际地影响）。其实从总体来看，整个中共都是左派。 1927年国共分家后，按照中共传统党史地划分，以毛泽东为标准来划分左右，中共苏维埃革命后期王明博古犯了左地错误，王明在抗战初期又犯了右地错误。对于建国以后，一般以1957年反右斗争为界，以后毛泽东在左地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发动极左地文革。 需要注意地是，以上皆是当下政治宣传地一套说法，然而我们怎么进行学术研究就是另一回事，比如陈独秀右倾地说法现在基本被推翻了，当时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代表地共产党斗争其实是存在左地倾向地。另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地评价也发生了巨大地分歧。 从根源上讲,"左"倾和右倾都是主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悲观消极会产生右倾思想.反之,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不顾客观实际情况一味蛮干,会产生"左"的倾向.从影响和后果上讲,不论"左"倾和右倾,都对革命和经济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危害,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和武装的领导权,面对国民党右派一列的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一味地妥协退让,甚至面对敌人的屠杀,还压制工农革命运动,最终葬送了国民革命.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了根据地大批红军指战员被杀掉以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被迫长征,几乎葬送了革命前途;幸亏党中央及时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从而挽救了革命.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目录
简介
背景
内容
编辑本段简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2年底，中国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准备阶段。
编辑本段背景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长期的战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社会经济十分落后而且破坏严重。1949年与历史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其中重工业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煤炭产量减少48％，钢铁产量减少80％以上。粮食产量减少近1/4,棉花产量减少48％。铁路只有近万公里线路通车，3200多座桥梁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政府滥发货币，通货恶性膨胀，市场物价猛涨。1949年城市中失业人数约有400万人,农村灾民约4000万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建国后，必须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以巩固人民政权，改善人民生活，并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
编辑本段内容
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 恢复工作开始时面临着很大困难。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战争挑衅，残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武装尚待肃清，人民解放军还在向全国进军，军事行政开支猛增，1949年财政收入只及支出的1/3,不得不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加以私人投机资本乘机哄抬物价，1949年到1950年初，连续发生四次大规模涨价风潮。在这种形势下，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物价，就成为当时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人民政府在进行了几次平抑物价的斗争后，1950年 3月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中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以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由分散转为集中，以调节各地供求,回笼货币、平抑物价；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使分散在国营企业和军政机关的现金,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减少市场通货，增加国家能使用的现金。人民政府这一决定迅速得到贯彻并取得成效。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结束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顺利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 恢复交通运输业 在1949年和1950年初,首先把重点放在铁路的修复上。在全体铁路员工的努力下，1949年一年内就修复了8300多公里铁路和2715座桥梁，到1950年,修复的铁路达14000多公里，原有铁路基本畅通，公路、水运和航空也得到了恢复。对整个经济的迅速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恢复农业生产 人民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最主要的是实行土地改革和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1950年 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8月,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消灭
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又引导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1952年底,农业生产互助组达到800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4000多个，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从贷款、价格、投资等方面帮助农民恢复生产，三年间共发放农业贷款15.7亿元;规定了一些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和合理比价;领导农民开展群众性技术改造活动等。特别是兴修水利，起了很大作用,三年中政府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共8.8亿元，占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13.2％，除完成了大量堤防整修、河道疏浚外，还进行了治理淮河、荆江分洪等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并且广泛发动群众兴修水利，防治灾害，三年间扩大灌溉面积约8000多万亩，初步改变了中华民国时期河堤失修、水灾频繁的状况，促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三年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 恢复工业生产 它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城市工作的重点。其中首先要恢复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工业的生产。政府依靠工人阶级迅速修复机器设备，使之尽快复工。接着在工矿企业内部进行了民主改革，改造旧的经营管理机构，废除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和封建把头制度,清洗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制度。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生产改革，创造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作方法,并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运动（见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由于政策正确,广大工人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很高，这三年国营工业的恢复发展特别迅速。在三年中全国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4.8％，而国营工业的产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57％，因而它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26.3％上升到1952年的41.5％。 调整私营工商业 1952年上半年物价稳定以后，由于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私营工商业遇到商品滞销的困难。政府及时合理调整工商业,根据公私兼顾的原则,在经营范围、原料供应、销售市场、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必要的照顾，并且采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方式，使私营工商业摆脱销路呆滞、生产萎缩的困境。随后又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运动，积极扩大农副产品的购销，为城市工商业开辟广阔的市[1]场，使私营工商业迅速恢复发展起来。但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引导许多私营企业走上非法牟取暴利的邪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消极作用，使它们循着只能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到1952年，私营工业企业的户数比1949年增加了21.4％，产值增加了54.2％；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 7％，零售额增加了18.6％。 恢复时期的成就 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主要产品产量大大超过了建国前的最高年产量（见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70％左右，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开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三年中，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被取消，官僚资本被没收，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消灭。到1952年底，各种经济成份在国民收入生产中的比重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19.1％,集体所有制经济占1.5％,公私合营经济占0.7％，资本主义经济占6.9％，个体经济（主要是小农经济）占71.8％，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已经确
立。
三大改造
百科名片
北京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三大改造，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目录
简介
历史背景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历史意义
《毛泽东选集》三大改造的论述土地改革后的问题
对农民“两个积极性” 的误判
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组织形式
农业合作化高潮
加快发展与反对冒进
简介
历史背景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历史意义
《毛泽东选集》三大改造的论述 土地改革后的问题
对农民“两个积极性” 的误判
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组织形式
农业合作化高潮
加快发展与反对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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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
三大改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在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该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也就是说在整个过渡时期要实现“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三改”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即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当时毛泽东同志估计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三年恢复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他认为中国“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编辑本段历史背景
上海举行欢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会和游行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二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至1956年，新中国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编辑本段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 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农民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理论和实践。1953年春，中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获得土地的农民有着极大的生产积极性，但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既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又有两极分化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当时认为只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才能发展生产，共同富裕。 1953年，先后发布了《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中国农村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引导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到1956年底，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编辑本段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合作化道路，把个体手工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 个体手工业是以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从事商品生产的一种个体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1952年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1％，农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很大部分来自手工业。 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决定逐步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和逐步过渡的步骤，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7％，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编辑本段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过渡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党对之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具有两面性，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相应也具有两面性。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在经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后，至1956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用定息方式，即按照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共23亿余元)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共发10年。这就使得私股与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相分离，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运用。定息停付后，企业就完全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包括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使剥削者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至此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编辑本段历史意义
广州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政治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经济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我国基本确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后期，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等缺点。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消灭私有制这样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而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2）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上被消灭，社会主义经济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它与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一起，完成了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4）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大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础。
编辑本段《毛泽东选集》三大改造的论述
土地改革后的问题
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中农化”。在老解放区，由于种种原因又出现了土地买卖和两级分化的现象。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农民得到土地后，下一步该怎么办？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进一步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引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来。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都建立了互助合作组，由于土地买卖和两级分化，有的地区不少互助组瘫痪了。1950年7月，山西省委组织考察组到武乡县进行考察后写出了《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同年山西省长治地委也写出了《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两个报告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要解决互助组消沉涣散的问题，必须使互助组增加新的内容，才能够有效的增加生产。那么山西所说的新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把互助组转变成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省委在写给华北局的《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中还主张用增加公共积累、扩大初级社按劳分配部分的比重这些新因素，限制富农发展，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 当时，刘少奇和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上述主张持不同意见，认为：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而不是去动摇其私有的基础。强调搞农业集体化，那是将来的任务，并要以国家工业的强大发展和农业机器的大量使用为条件。华北局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和刘少奇同志的批语和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都对山西的主张提出了批评。刘少奇认为山西的做法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和东北局的意见，并明确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是存在着争论的。后来，刘少奇和华北局的薄一波、刘澜涛遵从了毛泽东。从而在中央“统一了思想认识”并早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于1951年9月，中央召开的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后又经修改，于同年12月下发各级党委试行。一直到1953年2月经毛泽东进一步修改后才作出正式《决议》发给全党实施。
对农民“两个积极性” 的误判
在土地改革后，农村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这时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力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靠单干增产是有限的，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强调合作比单干强。他还认为土改后的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即集体所有制）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他指出资本主义也可以增产，但时间会更长，且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农民又会两级分化。他强调：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即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他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是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在土地革命完成后，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此了。共产党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他指出：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土改后农民又会发生分化，所以只有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这时，有一些地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两级分化的现象。一部分农户由于天灾、人祸又陷入贫困之中，还有一些鳏、寡、孤、独的贫困户的困难，互助组也无力解决，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刚分得的土地。毛泽东认为：为了防止少数农户又走向贫困化，为了阻止农民卖田卖地，唯一的办法就是搞合作化，总之他从各个方面强调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还认为，对土改后的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他提出，土改后的农民有两个积极性（这一思想也反映在1951年的决议草案中）：一是作为个体经济、小私有者的农民有自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一是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又有互助合作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农民的这两个积极性，他虽然也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的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并且要求在政策上巩固地联合中农，允许富农经济的发展。但是他更多的是强调作为劳动者的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对当时农民的这两种积极性存在着误判。本来应该充分地估计并发挥获得土地后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高涨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并可以使农业生产获得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由于这种误判，相反的却强调了革命的不停顿，强调了土改后应趁热打铁立即进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而这时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威信是空前的。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说的话，农民都相信，因为他们认定共产党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 在1953年11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办合作社应切合实际，应考虑到可能性，即条件问题。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可是在办社条件是否成熟问题上，这时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是刚刚获得土地的、小私有者的农民在政治上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准备，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小农的基础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在工业化之后。而毛泽东却认为可以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他还提出要破除没有农业机器不能办社的迷信。毛泽东指出：有些人只看见合作化必须有机械化，而没有看到机械化也需要合作化，没有看到只有农业增产了才能给工业提供物质基础。建国初期，工业化的积累还主要靠农业。他强调没有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搞不上去，就不会有工业化，也就不会有农业的机械化。关于干部问题，他强调可以在发展中去培养。他严厉地批判了邓子恢“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观念（虽然法律上当时规定了保护私有）。关于合作化以后社员成分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合作社开始推广或推广不久的地区应该是贫农、新下中农（这两者在全体农民中占60－70％）、老下中农、新老上中农和地主、富农。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组织形式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合作社。毛泽东认为，为了逐步提高农民的觉悟、逐步地使农民适应新的变化，避免大的震动，应分三步走。即：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首先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或十几户在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农具、牲畜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最后在生产发展和农民觉悟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的、按劳分配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并强调在一般情况下都应该遵循上述步骤，同时他也认为，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走直路，直接搞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高潮
在合作化的初期，在发展速度问题上，毛泽东还是持谨慎态度的。他强调要注意“条件是否成熟”，认为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快一点，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就慢一点。他提出在反右的同时也要注意防左。他强调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强调控制发展数字和合理地摊派；强调要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建社要合乎章程。他特别提出要正确对待中农。指出对待小农经济只能是改造，而不是消灭。还强调检验成败的关键主要是看是否能增产，看新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他强调发展合作社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并达到增产的目的。根据以上原则，他认为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等均应有所不同。 1953年10月毛泽东还具体地进行了安排。他提出，在新解放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1954年春天办好1－2个合作社。他强调说：“至少一个，至多三个”。并说“多了就是冒进，少了就是右倾” 。他指出在土地改革尚未完成的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暂时不搞，落后地区也可以推迟搞，可以到1954年秋天以后再搞。他最初提出的规划是：1953年冬到1954年秋收前全国发展合作社（初级社）三万二千多个，到1957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也可以发展为一百多万个。这也是第一次提出的规划。这时的设想主要还是发展小型社。一般每社规模约70－80户或到一百户，几百户的社应是少数。与此同时，可以建立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农场，到1957年可达3038个并有一定程度上的机械化。建设国营农场是为了更多的为国家提供商品粮食。 但是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到1951年12月农业合作社还只有一百四十多个，到1954年秋已发展到十万多个，到1955年6月经过初步整顿后，还有六十五万个。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原来的规划。到了1955年7月毛泽东认为全国农村形势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他的这个判断是根据基层送上来的一批报告作出的。他对每份报告都作了批语，这些批语得出的结论就是，农村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当时中国农村已有五亿人口，毛泽东要求由上面派出大量干部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 可是，正在这时，浙江对合作化却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一下子解散了共约四十万农户的大批合作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表现，批判这是一种前怕龙，后怕虎的小脚女人思想。他强调说，群众运动已经走到了领导的前头，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却跟不上运动。具体的就是批判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毛泽东认为邓子恢错误的性质属于右倾，属于经验主义，并认为他是代表了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利益。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强调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3页）应该相信群众什么呢？那就是要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着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所以在以后的发展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不顾广大贫下中农在土改后的真实愿望，粗暴地侵犯中农利益，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在批判小脚女人之后，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合作化要大发展，这是农民群众的要求；2.晚解放区、山区、落后乡、灾区都能发展；3.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办社；4.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也可以办社；5.“办社容易，巩固也不难”；6.没有农业机器不能办社的迷信也能完全破除；7.合作社不能随便解散；8.如不赶快上马（办合作社），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等等……。同时，对一切反对、怀疑加快发展合作社的意见都打了回去，从而也打破了大发展的一切阻力。毛泽东认为过去的争议已经解决了。 正是由于对农民两个积极性的误判，由于对小脚女人的批判，促使农村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掀起了高潮。到1955年的12月下旬，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农户响应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而在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到的数字是：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也就是说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对这种显然违反发展规律的反常现象，毛泽东却兴奋地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2页）他甚至认为：“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2－223页）这样，原来他自己认为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变成了三年。结果许多快速发展的典型出现了。如江苏省昆山县的一个乡两年就实现了合作化；河北省刑台县东川口村“只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了”。河北省遵化市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这是一个由二十三户贫农组成的合作社，是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是一个被称为“穷棒子的合作社”。毛泽东对这个社大加赞扬，认为它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代表了五亿农民的方向，它说明“鸡毛可以上天”。
加快发展与反对冒进
在合作化运动高潮形势的推动下，各地不顾实际条件是否成熟都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侵犯了富裕中农的实际利益，引起了他们很大的抵触情绪。于是他们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有的还串连、组织中农合作社（被称为假合作社）……。他们的这种种行为被称为是态度“最坏”的表现。而实际上，这正说明在合作化过程中涉及到各阶层的直接利益，当然态度也会不一样。这才是正常的表现。 这时，毛泽东不仅要求加速合作社的发展，而且他还以安徽佛子岭水库的一个乡，纵横几十里办成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为例，强调大社有其优越性，认为不论是平原还是山区都可以办大社。这样全国农村很快就实现了合作化，而且是高级社、是大社。在此过程中，不仅富裕中农有抵触，就是贫下中农，心中也感到困惑，因为合作化是要消灭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按劳分配，他们刚刚从土改中得到的土地，通过合作化又被拿走了。如果说土地改革是剥夺剥夺者的话，那么合作化则使农民再次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 实际上在合作化，问题上党内一直存在着斗争，即加快发展与反对冒进的斗争，1952、1953、1954年，年年如此。头一年冬季有一个发展、反右倾，第二年春季就有一个反冒进。毛泽东认为那些反冒进者是代表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利益。正是根据此，毛泽东也担心将来会有人“翻案”。他说“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化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来，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